清华大学自开办以来，不知进出过多少位名教授了。他们名气大，学问高，但是派头、架子却丝毫没有。过去有人说过：在北京公共场所若偶然遇到一位戴金丝眼镜，穿蓝布大褂、礼服呢千层底鞋的先生，问他在何处工作，对方便会很随便地答道：“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，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……”同样情况如果在上海，那对方一定是一位穿着笔挺洋装，夹着大皮包，口含雪笳的绅士。问过之后，他便会马上打开皮包，取出名片，递给你，同时报给你听：“康诺尔大学工程博士，沪江大学教授，兼光华大学讲师……”这就是“海派”和“京朝派”的差别。清华的先生是属于京朝派的，永远是那么谦虚、潇洒、有涵养。
有几位先生与清华关系极深，在清华呆得时间长，甚至是从清华毕业后去留学，回来再到清华园任教；而且除去作教授之外，还作校务性的工作；这样就为更多的学生熟悉了。比如海内外知名的潘光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这位在美国留学时，因踢足球受伤失去了一条腿的教授，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，校友们对他是记忆最深的。
潘先生不只是举世知名的社会学家，他培育后进的热情也是被人传为美谈的。费孝通先生原是他的学生，是他介绍给世界学者的。后来在费先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之后，潘先生反过在费先生前称“门生”，虽然是说笑话，但也传为学术界的美谈了。潘先生教授种族学、遗传学，讲课时妙语联珠，那笑话是说不完的。他身体虽然伤残了，但体质很好，十分健壮，平时架拐走路，走得飞快。有一年暑期，清华、南开、北大三校联合招生，招生委员会临时办公处设在沙滩嵩祝寺夹道北大灰楼。潘先生坐在轮椅上。进出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处理工作。他双手转动椅轮，可进可退，转弯敏捷，这屋出来，那屋进去，似乎比健全人还矫健。
马约翰先生，也是清华的一位知名人物，校友中大概没有一个不记得这位老先生的。他一辈子好像没有换过第二种服装，一年四季都是短袖衬衫打领结，猎式西装裤——北京俗话叫“灯笼裤”，因为它在腿肚子上束起来，像北京旧时的小纱灯一样，裤下是羊毛长统袜子。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年到头吃饭要按照营养学的规定去吃，青菜、萝卜、豆腐、肉、鸡蛋等，都有严格的数量，算好热量的大卡数字再下锅，不过马老先生却是一位热情的忠厚长者。
清华的体育分数是很重要的，别的课程都通过了，体育没有通过，也要影响到升级、毕业、留学等等，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马约翰教授，是十分尊重的。“七七”事变前，在清华园上马先生的课，不但体育要过得去，而且英语要好，不但口令用英语喊，球场裁判用英语叫，而且学生同他说话也要说英语。等到抗战胜利，由昆明复员回到清华园之后，他老先生的办法才改变了，不再坚持要求学生用英文同他说话了。
也有旧时在清华名重一时的先生，后来却没有再回到清华园。吴宓（号雨僧）先生便是一位，这位留学法兰西的陕西人，是诗人，是哲学家，又是爱谈《红楼梦》的红学家，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负责人。他主持清华研究院，梁任公、王静安、陈寅恪诸位先生在那里讲学，培育出不少知名的学者，其功绩在清华校史上很值得大书一笔。
清华也有父子两代的教授，最著名的便是梁任公、梁思成二位先生。
另一位早年毕业于清华的陈岱孙先生。是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哈佛的，回国到清华作经济系主任，当时还没有结婚。有部美国友人送给他的黑色雪佛兰小轿车，很引人注目。现在如果健在，也该是80左右的老者了吧。
清华大学人才辈出，在中国教育史上领一代之风骚，是与清华众多名师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的。
（选自《神州轶闻录·名人篇》，华文出版社1998年2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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